做好你们的城市服务！
本期特别策划：社会创新
栏目主持：周志
主持人语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种创新方式，也吸引了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设计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设计师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方式，今天的设计都在悄然发生着一场革命，社会创新思想无疑会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引爆点。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大多数设计师都尚未意识到这场变革的重要意义和这一思想的重要价值。本次专题，我们有幸邀请了一直致力于推进社会创新设计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埃佐·曼奇尼来组织稿件。从米兰到里约热内卢，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再到中国的上海，几篇文章均从实际案例出发，向我们展现了社会创新在现代城市建设与改善社区公共生活方面的巨大推力，以及设计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无限可能性。（周志）
做好你们的城市服务！
本文通过一系列有关流程和项目的案例
来阐释设计如何帮助改善
不同公民行为之间的协作，
并与城市公共行动更好地协同。
它通过这些例子来重点说明，
设计方法如何让社会创新过程
充分契合公共行动，并提供帮助，
以建立一个更加协作的城市。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 热古（ Francois Jégou），战略设计方案（SDS，Strategic DesignScenarios）创始人和主管，在战略设计、参与式场景构建和新产品服务 - 政策系统的定义方面拥有 20 年的经验。SDS 参与了在地方、国家和欧洲层面的社会创新和公共创新相互作用的共同设计项目。弗朗索瓦也是法国圣太田设计城（Cité du Design）的使用与创新实践实验室（Laboratory ofUsage and InnovativePractices）设计主管、布鲁塞尔坎特伯雷学院（La Cambre）教授、URBACT（一个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交流与学习项目）首席专家、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网络DESIS Design 的创始成员。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是《城市的社会创新——URBACT 的资本化过程》。
正文：
“……社会正在高速发展变化，当局有关部门必须顺势而变以与其重新建立联系……”负责阿默斯福特市社会事务、日常生活和区域管理的副市长 Fleur Imming 如此宣称。与其他许多欧洲城市一样，这座位于荷兰的普通城市（15 万居民），正承受着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缺失所带来的打击。大幅削减的预算，从国家到地方各层级的职能转移，缺乏灵活性，导致城市管理部门难以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等综合性问题……但情况也有乐观的一面，地方的局势也显示出人口的新动态。考虑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以及公共部门艰难的应对方式，市民们都自发行动起来了。面对社会功能的失调，如果人们表达不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在街头示威去试图攻击和改变公共系统运作方式，那么他们当下的动员活动仍是强调结果主义。而实际上，他们在地方通过小规模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如在住宅周边进行庭院种植补充食物供应，组织协调和处理邻里事务，建立团结的购买团体，摆脱中间商，通过共享经济形式对他们的个人技能和资产进行估价，等等。
“借助信息技术的扩散性和社交网络的连通性，”Fleur Imming 补充道，“公民们试图恢复他们行使和主张城市生产参与权的能力，他们的举措摒弃了规章制度的复杂性和行政程序的繁重性，实际上是在表达对我们治理模式的不满。”地方级的公共权力部门似乎有些无助 ：他们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并正在努力把握市民们新的行为活力所展现出的机会。在担任市可持续发展部门主管期间，Steve Marriot 一直在思考布里斯托市农业倡议的多重性。他强调了以下几点 ：“面对市民们的积极性与活力，作为公共力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不打击他们积极性的前提下，我们该如何提供帮助？如何利用这一切推动形成符合全体利益的连贯性公共政策？”
地方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似乎是寻找催化、巩固和丰富社会创新的正确方式。他们必须由“指挥和控制者”转变为调解者、“利益重新分配者”，以便更好地协调各个利益主体。另外，公民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作为对抗力量与当局开展斗争，或者不依赖政府，而是恢复公共治理，使其重新平衡并得到维护。因此，把握好公共参与者对社会创新的开放度，并与市政府和当地利益相关者一起开展公共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设计何为？
可持续发展设计首先要对日常消费产品和服务提出质疑，然后将其焦点扩大到更广泛的解决方案系统 ；从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创新承诺中汲取灵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值得一提的是，设计人员一方面试图通过更多用户访问促进社会创新产生的解决方案，为开发新的“协作服务”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也努力保留基于更多分享和协作的全新生活方式的核心关系质量。
为了支持并完善这些社会创新行动，设计必须扩大其重点：涵盖公共创新并通过设计“产品 -服务 - 公共 - 政策”系统来帮助转变城市治理手段。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所有上升的动力能“创造社会”并产生共同利益。在将公民倡议视为应明确价值创造模式并发展的社会事业的前提下，除了惯例性地从“扩大规模”的行业模式借鉴强制法令之外，有必要研究公民的行动如何成为区域生态行动的一部分并强化它。
新的“公共创新形式”已有不少实践，本文将通过一系列有关流程和项目的案例来阐释设计如何帮助改善不同公民行为之间的协作，并与城市公共行动更好地协同。它通过这些例子来重点说明，设计方法如何让社会创新过程充分契合公共行动，并提供帮助，以建立一个更加协作的城市。
一
在波兰的波兹南市（Poznan），四位年轻的创客创办了 Zaklad 创客空间（Zaklad MakerSpace），他们利用在市中心附近的一幢大厦里曾放置旧印刷机的闲置场地作为基地，并渐渐地增加了工作设施：从木工车间、机床、3D 打印机，到临时性的手工制作与计算机辅助制造相结合。这些设施定义了何为“创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背景的市民，他们共同努力“创造”，创造活动覆盖广泛，从修复家具到进行似乎不可能成功的仿造尝试。欧盟资助了 URBACT REFILL 网站举办的主题为“城市闲置空间临时利用”的参观活动，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们表达了些许不满。他们曾受益于市政府实施的优惠租金计划，该计划旨在重新激活城市中的多处闲置场地。但现在临时使用期已经结束，他们必须搬离，这时他们意识到行政部门实际上并不关心他们的倡议，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
“但是作为‘创客’，你真正带来了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说明倡议如何为居民和城市带来利益，波兹南市又依据什么来为你提供新的空间呢？”雅典市负责创新事务与公众参与的副市长Amalia Zepou 如此说道。他参与了这次参观活动，并引发了关于如何更好地建立公民倡议与当地公共机构之间关系的讨论。
更准确的是什么？创客们鼓励年轻人利用课余时间了解学习计算机辅助制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Zaklad 创客空间是另一种形式的学校，负责青少年和教育的城市部门应该对此给予关注。
许多失业者通过参观访问这个多元化活动场所来寻找新的职业目标，因此，Zaklad 也为求职者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援助，城市的经济和就业部门也应该重视。
Amalia Zepou 总结道 ：“Zaklad正在热情开展社会创新活动，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突出展现自身为城市不同的服务需求带来的种种益处。”
城市和公民行动间的匹配流程设计
受到围绕 2015 年秋季的Zaklad 案例讨论的启发，我们连同 URBACT REFILL 网站的 10 个合作伙伴城市，正在努力共同开发城市管理部门与公民行动倡议之间的“匹配”流程。2016 年春季，我们拟定了第一个计划，支撑秋季在罗马尼亚克卢日市（Cluj）进行的初次试验 ：1. 整合公民对城市的倡议，并确定受邀参与试验的初始样本；2. 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对倡议可能感兴趣的城市行政部门 ； 3. 组织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进行交流和初步了解；4. 通过跨组访问来加深彼此了解 ：双方管理人员都会依据自身立场来讨论每一项举措，并依次到对方行政部门了解运作框架；5. 最后，双方开展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配对研究会：在“快速会谈”模式下举行行动部门的两两会议。每次会议上双方都共同设想合作场景，探讨以下3 个问题：这个公民倡议如何融入该城市部门的公共政策 ；相关部门如何支持这一倡议 ；最后是两者之间建立怎样的合作场景。
多个群体的聚集使克卢日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出现了 8 种合作场景。这些聚集的群体包括城市艺术家团体 Somes delivery 与道路安全和公路部门（图 1），或是 Urbannect 的活动者与文化项目潜在合作伙伴等。（图 2）
第二次试验也以相同方式在波兹南市开展，将 Zaklad 创客空间的工作流程及其他 4 个涉及教育、文化、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当地公民行动计划结合在一起。（图 3）
最后在根特市（Ghent）开展了第三个“匹配流程”试点，该行动临时借用城市中央图书馆的旧址（图 4），并由 30 个当地公民行动倡议组成了“Stadslabo”（城市实验室）集团。他们通过一年的努力，成功建立了 6700 平方米的大型社会文化孵化器“巢穴”（The Nest）。
通过这三个先行试验的公建与完善，匹配流程的设计被纳入由 URBACT REFILL 合作伙伴所认证的工具箱中，作为在城市和公民开展针对闲置空间临时使用的合作行动的一大关键步骤。
二
“评估的可持续发展国土项目通常都是有益的，但往往缺乏对愿景的设想”，前任国土局局长、可持续发展总局（CGDD）小组负责人 SandrineFournis 如此表示。他当时负责“21 世纪议程” 的国家级审核。源于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的“21世纪议程”，被视为人类集体向更可持续社会发展过渡的国土行动计划。依据敏感性和国家环境政策（政策涉及内容繁多，包括行动计划、当局公共行动间的协同到类似变革倡议的公民运动等），这些“21 世纪议程”涉及条款以及其他一般性的可持续发展国土项目已经取得了多类型的成功与发展。例如在法国，超过一千个当地政府（城市、省份、区域等）都在执行“21 世纪议程”的行动方案，并力求使地方公共政策符合议程思想。然而，很明显，这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行动对领地的发展愿景并不一样。换句话说，旨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多项行动计划正竭力分享一个共同的愿景，并在一个更加结构化的变革运动中走到一起。
参与式规划过程的设计
在与环境发展部可持续发展总局首次进行合作，共同设计了“二十一世纪议程”指导下的一系列法国土地的演变场景之后，为了在 2012 年第二次里约 +20 地球峰会上激发围绕该主题的辩论，我们又继续研究开发了一种共同构建流程，该流程将会创造一个所有国土项目参与者共享的愿景。我们的产品服务体系吸引了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建，并不断进行扩展和调整。从开发该体系所运用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出发，我们又带来了一系列工具，让所在地区的多元化行动团队能够共建一个具象化的愿景，表明该地区将如何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生存和运行。所构建的场景既是对 10 至 15 年期间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描述和实际展望，也是一系列切实解决方案（关于服务、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公共政策），方案让愿景更切实际，也更利于相关参与者操作。这项于2013-2015年间开展，名为“VISIONS+21”的项目最终展现为一个合作建设共享化土地可持续愿景的社区实践。VISIONS+21 社区实践依赖开放源代码工具箱、参与式研讨流程，以及遍布法国的行动者网络运行。
具 体 如 何 操 作？ 举 个 例 子 ：布 列 塔 尼（Brittany）的洛里昂（Lorient）城市社区、阿尔卑斯山的克鲁塞斯市（Cluses），以及西南地区吉伦特省（Gironde）的 40 多个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一群高度多元化的公民、地方政府主要部门的代表以及参与领土可持续转型的民选官员。在研讨会的第一天，这些利益主体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共建科学合理、符合各方诉求的可持续土地发展愿景的演练。各种VISIONS+21 工具的选择与应用方法可由利益主体自行决定，但通常演练顺序如下 ：
第一项演练名为“战略环境中的土地情境化”：参加研讨会的利益主体或多或少知晓各自所谓区域的土地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提供了一组虚构的新闻报道，建议针对 2035 年其面临的一系列土地问题展开辩论。受阅读当地报纸 20年内报道的启发，他们开始讨论问题并去除了无关的报道内容，达成了土地战略环境层面的共识，同时相互了解对方未来所面临的土地挑战。
第二个演练则提出了“转型或变化中的土地的稳健性测试”：参与者共同评估其土地应对未来潜在挑战的能力。他们以团队形式扮演 2035 年的记者角色，任务是对诸如“社会行动的破产”“代议制民主的难度”“放弃农村地区”“气候不稳定”或“公共政策的惯性”这样的重大风险进行归档。通过“回溯 -预期”的形式，参与者在整理他们可调动资产的同时，检测发现其土地的缺陷。
第三项演练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转型场景设计”：参与者设想了因里约 +20 会议而实现的 3 个场景 ：与公民合作开展公共行动的“ENGAGEMENTS 21”场景、进行土地发展实验的“DEMOCITIES 21”场景、在公 - 私 - 民合作关系中诞生新价值创造模式的“PACTS 21”场景。面对这三种场景，受到前两项演练或者这三个场景的启发，参与者用他们自己的土地愿景进行“修补”。
最后，第四项演练生成了“可持续发展土地项目的演变路径”：以“逆向”过程的方式，参与者从他们刚为土地确定的未来期望愿景出发，寻求从现状到目标的行动手段。从 2018 年到 2035年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确立项目、设想新的公共政策，并为可持续生活方式创造服务和基础设施。他们明确思路并互相协作，制定出值得信赖的、可实施的行动计划。
与经典的前瞻性过程不同，VISIONS+21 制定了一个集体性规划，该规划来源于抽样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商会议中。与仅依赖专家的工作方式不同，该规划愿景更加具体，也更具可操作性。
除 了 工 具 箱 之 外， 接 续 有 行 动 培 训 的VISIONS+21 共建计划，涉及十多个区域，下放的国家支持职能、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资源中心，以及已经利用该计划开展过社区建设实践的私人顾问。
三
“随后我们注意到，我们为经济行为者（即公众和用户）所带来的一切，与我们的运营管理模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瓦隆市（Wallonia）公共服务部门的经济政策主任 Vincent Lepage评论道。尤其当企业和公民的土地行为表现出高涨的活力时，这一差距更为明显。因为缺乏变通与适应的部门文化，行政结构已难以应对出现的难题。
如果我们从外部关注这种转变，会发现它实际上也存在于内部。“年轻的公职人员正力求摆脱束缚，为了保留这些新生力量，我们必须在公共服务中发展创新和与创造力”，就职于瓦隆经济事务、就业和研究总司（DGO6）的监察长 DanielCollet 证实了这一说法。作为 2016-2019 年行政合同的一部分，DGO6 致力于成为瓦隆公共服务的示范，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中实施新的工作方式（NWOW），并在行政机构中构建创新功能模块。
公共创新实验室设计
由 DGO6 承诺负责构造该创新功能块，我们正建立一个共同设计公共创新实验室的流程。
但除了行政部门所欠缺的灵活性、应对能力、敏捷性，以及面临不断变化的综合土地环境时提供新公共服务和政策的能力外，到底什么才是“公共创新实验室”和行动组？因此，我们建议边实践边探索，与 DGO6 的工作人员和土地行动者共同建造这个著名的实验室。我们的目标是定义一项全新的服务，一项旨在行政机器内创新的服务。我们采用的方法遵循三阶段服务设计流程。
第一阶段 ：利益相关者巡游
首先，要从外部开放此流程，以把握土地的脉动，并倾听所有可能遭遇与未来实验室相关的各种程度困难的行动者。
该巡游要求未来会与 DGO6 实验室相关联的主要参与者或受影响人员，在其所在地会面，以了解他们的期望、困难和立场等。这可以让参与者和用户表达自我，从而了解他们之间矛盾、对立和分歧的观点。但是，利益相关者巡游这一相对陌生的称谓试图发起的首先是一个社区建设过程，既包含参与，也包含咨询。
一次地点为办公室到办公室、包含该体系和等级制度的每一层级、渗透各部门的一周巡游在DGO6所处的那慕尔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了。该旅程旨在倾听外部成员（潜在的参与者）和对话者们的意见，或倾听那些仅仅作为未来创新实验室观察者的人们的意见。
最后，30 人进行面对面交流。Labo项目室内的三面墙上贴满了分析图 ：内容为未来实验室对话者们的各自简介，对应他们的位置地图以及工作方式，这样的创新形式对他们来说并不难。除了上述信息和参与机制之外，试验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通常人们会认为，听一群活动者讨论未来的创新实验室可能收获甚微，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经验，甚至都不知道实验室的最终模样。实际上，我们在此试图把握的不是实验室的反馈或功能规范，而首先是发起呼吁并得出积极消极并存的想法：“实验室主持的一些项目可能会脱离监管，在授权（甚至无法律要求）的情况下避免落入管理机制的繁重影响”“实验室必须是开放的（各类型的负责人员和项目都能通过……），但又不能过于暴露在外（要批判性地对待坚持管理的陈词滥调……）”“示范性实验室必须建立在一个既不太远（可达性强）也不太近（杜绝不良影响和惯例限制）的地点”“实验室的创建必须仪式隆重，标志着变化，还要充分利用共同的政治意愿，但其也必须保持灵活、运动、不断发展和不断改造，以避免通常存在的体制固化风险”，等等。
第二阶段 ：展示行动
“……然后他们居然真要去建造这个实验室……”瓦隆公共服务部的一名公务人员说道。在走进将举办展示行动的大楼入口大厅后，他正要坐电梯去自己的办公室。DOG6 未来实验室花了两天时间在这栋大楼里布置展示行动。该评论揭示了展示行动的目标 ：为了使这个概念存在，为了以相同规模模拟出实验室，为了让计划真正成为一个实在的项目。
采用模型形式开发并进行可视化的未来实验室，其不同场景展现出了激励性和交流性的材料内容以回报利益相关者，并延续协作共建过程。为期两天的共同开发过程可视化情景以及其他中间成果（利益主体描绘、神奇的创造力、用途描绘等）被通过灯光展览或悬挂展览的形式来呈现，其被设置在瓦隆大厦的公共服务入口处。大厅被改造成优美的、植入性的半展示半试验空间，确保每一个前往办公室的公职人员途经时都会在此驻足片刻。
他们在两天内邀请了新加入的共建过程参与者（最重要的、关联性最高的探索者等）参观该场景展览并作出反馈。大厅内的装置以半开放形式将创新实验室呈现为一个开放空间，里面集合了不同参与者的自我介绍与主张等。根据预约访问的情况，创新实验室团队带领少数公职人员团体进行参观。各级决策者亲力亲为，邀请他们的团队来参观并讨论各个场景。
展示行动的收益在于以下对比 ：通常是参观者或多或少以消极的方式享受展览，而本次展览则相反，参与者投身于行动中，这就表明该实验结果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意义。
第三阶段 ：原型实验室
一个运行良好的公共创新实验室需要逐步建立并进行文化适应，需要公务人员接受它并积极响应，需要质疑并转变工作方式，需要不断试验并采用全新的范式。因此，一个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创新实验室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构想到完成的项目成果，而是一个创意在现实世界中变现的连续过程，一个功能永存的协同进化过程。迄今为止使用的投影式和交互式方法可共同确定实验室的用途和规格。必须让内部和外部的参与者都参与模拟和微观实验，对实验室的主要功能进行全面测试。在前几个阶段，项目组已经使其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展示行动则昭示了其可以让内部公务人员和外部实体的多种需求参与其中，并让混合式团队参与实验室项目中从而使其时时可见等。这一切还需要创建可扩展的原型实验室才能开始。
这些微观实验集中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隔绝外部，让观察者确信实验室可以正常运行，并让他们了解瓦隆的公共服务在该进程加速时会获得哪些新资源。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首先，明智地选择一系列项目来界定公共服务和政策设计过程的不同阶段，并生成第一个“POC”（概念证明）：通过生活环境调查，换位体验 SESAM就业支持系统用户的行为；在 S3CHEM 区域合作项目框架下明确瓦隆化学部门的问题 ；听取各部门的意见，以便在消化他们的案例后提升对新入职人员的接待水平；为在不同空间选项中开发DGO6 实验室的后续步骤建立模型 ；以中小企业为样本，测试开发关于渐增的艾滋病病例的 DeMinimis 简化原型。然后，关于实验室规范的经验教训也异常丰富 ：需要最适应该领域需求的灵活性免责规定 ；依靠本地化的技能和资源，杜绝资助和证明结构带来的负担，在实验室提供“情景服务”；建立一个能伺机在现有组织中有机运行，并依靠第一批笃信该理念的公务人员参与建立的实践性社区；以其行为的象征形式实例化新的创新功能（图 5），等等。
5. 开放式创新实验室
在那慕尔市（Namur），瓦隆区的公共服务部门正在建立一个向街道和当地活动者开放的公共创新实验室。DGO6 的经营、就业和研究业务总局与瓦隆公共服务部门，试图在区域行政部门的所在地，以地方实验室的形式来共同开发创新职能。在考虑建筑物各层的可用空间之后，他们选择在街道上使用闲置的商业空间，并忽略每周举办的广场开放市集。尽管 DGO6 本不与公民直接联系，但这种选择使我们可以在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地点，实例化创新实验室的功能。配置带橱窗的商店则为公共创新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姿态，在这里用户可进入访问，可了解这种经典的管理模式，市民可从外部解读其功能。
VILCO，共建地方活力的流程设计
总之，我们希望展示出前几页所介绍的三个过程，即共建一个更加协作的城市所需的流程，特别是它们如何启发在布鲁塞尔首都大区运营了一年的 VILCO 项目（“合作城市”的缩写）。
根特市市长 Daniel Termont 说过 ：“城市不是在这个市政厅里发明的，而是在街道上创造出来的。”他指出，今天的地方治理必然是以公民行动和城市公共部门共同建设的形式体现的。
VILCO 项目的启动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地方和公民集体的力量如何更好地合作，以发展出地区活力的弹性来支撑环境？”
换句话说，由布鲁塞尔首都大区创新机构INNOVIRIS 领导、CO-CREATE 计划所资助的 VILCO 研究实践项目提出了一种流程试验，即在其确定的“地方活力”内的协作共建过程。VILCO提出的这个新名称象征了该项目希望采取的姿态 ：不再考虑地方与公共机构或公民行动之间的关系（好或坏）。而是恰恰相反，促成一个新的土地实体假设，即合作产生的“地方活力”，公共行为与公民行为（甚至非公共参与者的行为）之间的协同作用。这种姿态的转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它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愿景，即当地活动者有着不同的安排与部署，但其产生了特别的协同增效作用，产生的更强的凝聚力将提高城市的适应能力。
因此，VILCO 项目假设并比较了四种“地方活力”。它们集中在布瓦福尔（Boitsfort）、布鲁塞尔、埃特尔贝克（Etterbeek）和于克勒（Uccle）地区，此外还有地区级土地的第五种“地方活力”，这一活力由前四个地区与超前于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特别是布鲁塞尔的环境，以及它的环境和能源管理部门）的治理水平相互作用产生。
什么是“地方活力”的构建过程设计？
最后，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包括上述三种经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基于“地方活力”协作共建共同路线图的里程碑。
在 URBACT REFILL 网站上进行牵线搭桥的过程激发产生了 VILCO 项目的第一步 ：“浸透——看、听和分享”。目的是寻求公民土地行为与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协同作用。过程的此阶段包括“互访”，以便在“地方活力”和“vis-ma-vie”（过我的生活）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公民和公职人员短暂地观察另一方的角色活动，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
由 VISIONS+21 实践社区共建的共同愿景帮助确定了 VILCO 过程的第二步 ：“确定创新站点”。其目的是促进理想化的、可实现“地方活力”的共同愿景发展。第二步包括“自我诊断”和“稳健性测试”，目的是明确薄弱环节以及用来建立和巩固“地方活力”的资产。
组建土地服务实验室的公共行动，其所定义的创新功能激发了 VILCO 过程的最后三个阶段：“共同创造解决方案”“实验”和“监测与加固”。这三个步骤的主题是动员参与者投身地方公共行动的转型过程，旨在构思出新的土地行为者（伙伴关系、资源汇集、混合模型、联合生产等）互动方法，创造并检验原型，然后评估城市弹性的效用并酌情改善应用条件。
地方活力和协作城市
合作 ：创造结果和社会价值
提出“地方活力”这一假设，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公民行动和公共机构在共同演化中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想法超越了不同实体之间合作的概念：它在土地上产生的动力与其以下能力是同质的——非对立而是互补的思考能力，寻求整体协同的能力，明确项目的优势来填补另一方面缺陷的能力（反之亦然，因为其通常为“Maîtrised'Ôuvre（项目流程）和“Maîtrise d'usage”（使用流程）之间的整合。（图 1）
1. 公共空间共同设计服务
城市干预团体 Somes 运输与交通和道路安全服务部门开展了一项合作，旨在为用户和城市服务的混合业务共同设计和测试公共空间。2014 年至 2016 年间，Somes 开展了一系列干预活动，以恢复克卢日市中心区的部分过去被其忽视的河岸地带。周边居民参与了每一次干预行动，希望重振河流对城市人口的作用。对交通和道路安全部门来说，可以系统地运用这种方法，以与公民对话为起点来共同设计公共空间，并通过临时装置来测试技术和管理方面保留的想法。
桥接 ：连接多样性
形成“地方动力”的过程自然会得出在以下两个世界——公民行动和公共行动之间“架设桥梁”——这是一种先验的直接关系，但事实上它们也正在努力相互理解。如上所述，这两个世界彼此缺乏了解，有着难以消解的刻板印象，比如坚持行政过程的沉重和惯性，以及社会创新转移和扩大的困难。因此，“桥接”关系到两者能否发展共存，以及能否进入在另一方所处情景中并相互渗透。（图 2、图 6）
2. 公共聊天室
URBANNECT 建筑集团和克卢日市文化事务部的“城市客厅”系列艺术活动取得了成功，他们借此进一步构想了公民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公共聊天室”。2015 年，URBANNECT 集团在 Manastur 和 Unirii 地区的广场布设了露天居家空间。“城市客厅”项目旨在将克卢日市的公共空间与居家空间联系起来，打造一间可以坐下来与路人交流的客厅，一间露天的共享餐饮厨房，一间共同冥想的静室……这些设施向公众表明，公共空间可以让人获得如家般舒适的体验，并支持和鼓励对话交流。该城市计划提供临时设施，用于居民和公共部门之间开展关于邻里生活质量这一新兴主题的直接对话。
6. 临时行政办公室
波兹南市计划在各区设立临时行政机构，以便与市民更好地开展合作。近年来，波兹南市的许多街道都发出不满之声。商业空间的严重缺乏导致邻里活动减少、人为破坏行为以及商铺的持续歇业。振兴这些街道需要与当地居民协商。如果城市行政部门进行远程管理，该进程则显得沉重而艰难。受临时性闲置空间使用的工作流程启发，该市正考虑在属于城市更新计划的闲置场所内，设立城市再生服务的临时机构。例如，在那些衰落街道的空置商业空间内安排公职人员。这一举措带来以下好处：联系了行政管理人员与当地居民，将他们置于真实的邻里生活场景中，可直接实时观察更新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使更新项目的共同创造过程更为轻松。
普遍化 ：组织人和场所
“地方动力”本质上是一个中间实体，是一种与通常的私人或公共领域行动类别不同的第三方形式。由于其中介性质，“地方活力”实体的目标不仅仅是开展来自公民倡议或公共行动的共同活动。这些共同活动只能通过两者的混合才能存在，例如将社会创新与公共创新相结合的共享创新场所（图 5），或者巧妙地将公共工程与公民能力相结合的合作性公共服务。（图 3）
3. 墙外的非正规教育
Zaklad 创造空间和波兹南市的培训服务设想了一种终身学习历程。
在拉扎兹（Lazarz）区，波兹南市试行了优惠租金计划，为文化和艺术活动提供了空间，条件是允许当地居民参与其活动。城市培训部门逐渐认识到，将创客运动的实践推广开来形成新的行动计划是非常有趣的。创客运动处于信息技术、学习网络、公民科学等问题的最前沿。作为提供公共场所的交换，像 Zaklad 这样的项目应致力于与学校分享其运作动力，与大学开展合作，从而使科学和技术教育变得完整。
民主化 ：支持积极参与
最后，“地方动力”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当前的代议制或参与性民主的民主形式。这种“局部动力”的治理基于共同创造和参与式设计实践（例如民主生态系统交互格式的实例化）（图 4）所催生的实验方法。公共行为者通过召集利益相关人来确保审议的质量和公正性。作为利益相关者，这是由其催生的审议过程的一部分，可以“放任自由”，以“坐下来当公民”的身份参与游戏，并从这个民主生态系统获得解决方案。
4. 创建混合联合体
根特市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公共行动姿态，政府为土地行为者的会面和交流创造有利条件，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社区项目征集的公民响应。2016 年，该市公共政策参与部门为当地的利益相关者组织了首次主要会议，探讨有关闲置的前市政图书馆大楼临时使用项目的提议。其目标是在欧洲公共合同法的限制与大量公民倡议的困境中试验新方法，针对该公共合同法所要求的“城市必须提供公共利益”，建立一个足够稳固的同盟。为此，该市正在试验混合同盟的构建过程：建造一个可进行市集交换的大厅，让 147 个倡议志愿者在此共同展示他们的行动，寻求互补并明确其目前参与的元计划，并在晚上展示结束时形成几个图书馆项目候选人组成的财团。为了建立包容和可持续的公民同盟，城市管理机构要扮演全新的支持角色。
这里描述的过程设计将被视为一个“突破口”，是一个前景良好的实践组合，它已被证明完全合理而可行，并仍然将开放给参与 VILCO 实验的利益相关人，允许他们进行重新设计。这绝不仅仅是建立所谓的新合作工程，它的目的是通过提出一个框架来获得足够的时间。即便这个框架可能还要进行全面修正，邀请参与者验证实验流程，并测试针对开展社区实践的公共政策设计工具，以便更好地从内部对其进行重新设计。VILCO 项目未来两年将致力于此。我们期待必然基于不同合作模式的“地方原动力”的出现，期待各种工具的适应改良，以及利益主体的本地化重组。
作者：弗朗索瓦·热古 布鲁塞尔坎特伯雷学院
来源：《装饰》杂志2018年第5期特别策划“社会创新“
《装饰》杂志2018年第5期部分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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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杂志2018年第2期介绍“包装设计”
《装饰》杂志2018年第3期介绍“《莱昂纳多》50年”
《装饰》杂志2018年第4期介绍“设计·扶贫”
《装饰》杂志2018年第5期部分内容介绍“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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